丝绸最基本用途的是作为服饰，但最初的丝绸并非由人穿在身上，而是用作尸服，最早出土于河南仰韶文化的瓮棺葬当中的丝织物是用来包裹小孩尸体的。
春秋之后，丝绸生产数量增加，其中等级较高的锦绣织物被作为礼物在上层社会当中相互馈赠并流动，蜀锦也只在特殊时期被社会上层人士穿戴。
两汉时期，官府、民间的丝绸纺织技术和生产规模有所提高和扩大，织锦技术的提高使得更多的蜀锦被织造，据《史记》载，巴蜀“丝锦布帛之饶，衣覆天下。”
从不少墓葬出土实物看，蜀锦大多被用作服饰，织成上衣、裙子、覆面、袜子、被褥、护臂等。
如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锦，其本身是被当做护臂带在身上。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丝绸作为重要的商品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内外地区传播，巴蜀作为丝绸主要生产地区自然在丝绸贸易中占有一隅之地。其中蜀锦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有着极高的商品价值。
《华阳国志》载：“商人贱买贵卖，以帛换谷”，早些时候蜀地丝绸就已经充当物物交换的商品。织锦贸易在巴蜀经济中占比相当重，是商品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直至唐代，这里都是全国有名的丝绸贸易中心。
秦汉时蜀锦已畅销全国，甚至远销西域，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在大夏所见的丝绸商品是由巴蜀生产的“蜀布”，西域众多汉代蜀锦的出土同样也证明蜀锦贸易繁盛。三国时，更有魏文、明帝多次专门派遣人员前往蜀地购买蜀锦。
史料表明，蜀锦贸易在三国时期进入高峰期，已传至日本、东南亚和中亚地区，成为国际性商品。
此后，丝绸织造技术与生产的发展为丝绸之路提供了更多数量的蜀锦，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中记录了不少来自巴蜀的织锦，如“西川织成锦”、剑南道“梓州小练”“益州小练”等，李锦绣还就剑南丝绸西传以及西传路线作了详细研究。以上事例可见蜀锦在丝绸贸易的地位突出。
蜀锦的传播不单单通过贸易，部分蜀锦由上贡或赏赐的方式进行传播。《汉书·西域传》记载，高祖时因白登之围被迫与匈奴和亲“约为昆弟”，定期奉“絮缯”、“酒米”等物品。文帝时同匈奴“复修和亲”，奉“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
昭君出塞携带了大量丝织品，张骞携带大量织锦出使西域，三国蜀汉政权常常以“锦万匹”赏赐功臣或赠西南蛮夷“与瑞锦、铁券”。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王朝早期的外交是“丝绸外交”。
蜀锦在两汉已被纳入税收范围，汉章帝时开创了以布帛等丝绸类为租的先河，之后历代皆有征收丝绸赋税。
例如唐代实行征收丝绸的租调制度，益州一次的贡赋即征得彩锦10万匹，除益州外，又新增加蜀郡（崇庆）、绵州（绵阳）为贡赋区。
极高的价值，也赋予了蜀锦货币功能。
诸葛亮认为“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锦已超越了商品本身价值，同金、银一样是重要的货币，甚至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存亡。随礼仪制度的发展，丝绸成为了财富与地位的象征，蜀锦也因其精美的色彩与图案纹样成为社会地位等级的标志。
齐纨，即指齐地出产的白细绢。楚练，指楚地所产的白绢。两者皆是名贵的丝织品，文君锦与二者齐名，可见其材质轻薄、柔细，可以说是蜀锦中的上品。
文君锦用途较多，能做“御尉萦障”，或用之装饰车辆，或赏赐官僚等。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丝绸织造的重要地区，其织造技术在全国数一数二，代表着发达的丝绸织造工艺，成都、剑南地区为丝织业发展中的佼佼者。
早在秦代，四川地区便设立了“锦官”这一职位，汉代更是成为三大官营中心，以“锦官”命名的“锦官城”也闻名中外。
蜀锦代表了汉晋时期丝绸纺织的最高水平，是汉晋丝绸文明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