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毯编织工艺最早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新疆，经丝绸之路逐渐向东传播到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北京等地，而西藏在吐蕃时期也发明了自己独特的拉杆结扣织毯工艺。由于当时各产区的社会背景不同，在原料特性、艺术风格、编织工艺方面也呈现不同的特点，经不断发展成熟，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五大产区：新疆地毯、宁夏地毯、蒙古地毯、藏毯、北京地毯。
新疆地毯
新疆地毯传统图案种类丰富，在植物纹样的基础上，提炼升华，形成高度的样式化和浓厚的装饰美。新疆地毯相比我国其他地区地毯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图案呈构图严谨、图案满铺、纹饰几何化、层次丰富、色彩艳丽、对比强烈的风格特征。以多边框、几何骨架填花的四方连续式布局最具特色，如石榴花式、五枝花式，满地铺花，节奏紧凑，繁中有序。
同时也有与其他地区相似的，以中心夔、角隅、边框组成的“十”字格律体构图，如散花式、浪花式等，尤其是新疆因丝绸之路交通要道的天然优势，不断吸收东西方地毯文化而增加的新疆地毯样式，如博古式的自由散点构图、美术式的晕色立体效果、波斯式的连续性软花细密组织等，也多为此类布局。
宁夏地毯
据传，在清康熙年间，新疆维吾尔族织毯艺人马托阿訇来到宁夏收徒传艺，被称为宁夏织毯业的祖师级人物。有记载：“……马托的传授使原本纯熟的宁夏地毯织作技艺更加炉火纯青……被誉为手工地毯匠的‘祖师’。每年徒弟们都要在海宝塔举行‘拜祖师’仪式。后来马托的徒弟邢、唐二人把学到的织毯技艺向阿拉善以东的榆林、包头等地传授。”宁夏毯以宁夏与阿拉善生产的优质滩羊毛为原料，含绒多、光泽强、富有弹性，其风格清雅、品质精良，深受清朝统治者的喜爱，成为藏传佛教寺庙用毯、清宫贡毯及礼品毯的专供毯，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地毯之一。
宁夏毯的艺术风格形成于明末清初，阿拉善定远营的建立及佛教寺院大规模建设的繁荣时期，形成了禅宗简约、空灵的装饰风格。宁夏毯构图以“格律体”为主，其讲究环抱、对称和中心的协调布局，由“夔”“角”“边”等部分组成，能给装饰环境带来稳定感、安祥感。
蒙古地毯
蒙古栽绒毯工艺亦传自新疆，地毯对常年生活在草原牧区的蒙古牧民来说，是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蒙古历来是我国地毯生产的重要产区。元朝以后，统治者对地毯织造的高度重视，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地毯的品种、内容均极为丰富。明清时期，内蒙古西部阿拉善厄鲁特旗地区生产的地毯被归为宁夏毯，中部地区生产的地毯习惯称为包头毯。包头毯主要生产民间用毯和少量寺院用毯，品种包括蒙古游牧民族需要的蒙古包毯、马鞍毯、挂毯、地毯、坐毯等。包头毯边框一般有四道边左右，多采用中心夔、角隅、大地、边框纹样组成“四菜一汤”式的格律体构图，有琴棋书画的博古式和牡丹花卉的美术花式。地毯整体构图具有左右相称，主题突出，主宾相应，虚实相生，色彩协调的特点。
藏毯
藏毯指西藏、青海地区的栽线毯，图案粗犷，色彩艳丽，纹饰简洁大气，富于民族特色，深受世人喜爱。主要分为寺庙用毯和民间用毯。寺庙用毯有禅毯、柱毯、挂毯、门帘毯；民间用毯更追求实用性，主要有地毯、卡垫、马鞍毯等高原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边框道数相对较少，三道以下居多。由于受到当地毛织技术的限制及地域审美趣味的影响,藏毯呈现出造型粗犷简练、毯面布局灵活的艺术面貌，宗教气息浓厚。至清代，在藏毯装饰中常出现内地流行的吉祥花卉纹样，并与吉祥动物纹样进行组合，如“五福捧寿”“龙凤呈祥”“二龙戏珠”“凤穿牡丹”“双狮戏球”等。对这些来自异地的陌生动物形象的简单模仿，加之其独特的穿杆结扣编织工艺的特点，缺乏精细的特性限制，使得藏毯对这些动物纹样的刻画不拘小节，图案造型注重概括与简练，呈现朴拙、率真的风格特征。
北京地毯
据考证早在元代,北京就已有为皇宫编织地毯的作坊，但后来不知何故，地毯制作技术失传了。现在所说的“京毯”工艺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北京栽绒毯的色彩、图案是在包头地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艺与包头地毯相同，毯背为方块扣，纬细；另一种说法是，其制作技术实际上是清时从西藏传入的，由喇嘛僧胡其昌和徒弟在报国寺设地毯传习所，开创了京津地区的地毯业。但藏毯的编织为拉杆编结工艺，从京毯的编织工艺和图案风格来看，认为更倾向于源自包头的说法。经艺人们多年的摸索创新，逐渐形成图案构思新颖，样式端庄凝重，工艺别具一格的独特款式，成为中国古毯中销量最大的样式。
京式地毯由中心夔、角隅、大地、边框4部分组成，主要为“四菜一汤”式的格律体布局，四平八稳，典雅稳重。夔纹一般为圆形团花分布在中心位置，角隅有拐子龙、宝相花等组成4个对称的角花，大地纹样以散点式排列，边框有外边、大边、内边3层，外边为素边，中间大边有缠枝牡丹纹、暗八仙等较厚重的花纹装饰，与中心夔、角隅的纹样元素相统一，软花式的纹样相对趋于活泼，因此内边一般以联珠纹、回纹等较简洁的几何纹饰，将大边与毯心纹样间隔开，起到节制、规整、丰富层次变化的作用。京式地毯色调偏沉稳的灰调，花纹通常需经过片剪工艺处理，层次错落，显得十分美观。